作者：徐伟，京都律师事务所。稿件标注日期：2026年11月2日。本文收录于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2026年11月4日《每周政策简讯》“深度解读”栏目，原文PDF由商会官网提供。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网络法治典型案例中，仿冒名人带货案认定委托推广的商家与带货主播构成共同侵权，人工智能搜索案则认定搜索平台不构成帮助侵权。两案结论看似一严一宽，实则遵循同一逻辑：未直接实施侵权的一方，其注意义务应与对侵权内容的参与程度和控制能力相称。商家具有审核权限、直接获益且授权风险明显，未加审查即有过失；搜索平台未选择、编辑、推荐侵权链接，现有技术无法识别且通知后及时处理，即无过错。据此，委托关系不当然产生连带责任，算法备案、内容标识和合同免责条款也不能替代与参与程度相称的审查。企业应依自身实际角色确定审核强度，并保留证明已尽义务的记录。
关键词：人工智能；注意义务；参与程度；共同侵权；帮助侵权；搜索服务
2026 年 9 月 1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1]。其中两件涉及人工智能：在仿冒名人带货案中，委托推广的商家被认定与带货主播构成共同侵权；在人工智能搜索案中，搜索平台被认定不构成帮助侵权。两案结论一严一宽，容易被分别解读为“品牌商要为主播兜底”和“完成算法备案即可免责”。本文认为，这两种解读都不准确。两案适用的是同一条裁判逻辑：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一方，其注意义务应与其对侵权内容的参与程度和控制能力相称。人工智能没有改变这一过错判断方法，委托、备案、标识或者免责条款也不能取代它。
一、两件案例的结论看似相反
仿冒名人带货案中，某文化公司委托带货主播制作、发布短视频，为其店铺推广育儿类图书。主播使用李某瑾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配以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高度近似的人工智能合成音频，视频可直接跳转至该公司店铺。相关素材未获李某瑾授权，委托方也未审核素材来源和授权材料。北京互联网法院认定案涉视频侵害李某瑾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委托方未尽合理审核义务，与主播构成共同侵权，判令其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 12 万元。该判决已经生效[2]。
人工智能搜索案中，某网络科技公司运营的搜索平台使用检索增强生成技术，以外部知识源补充搜索结果，结果首位出现第三方网盘分享链接，链接内容与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两部电视剧一致。平台没有主动上传该链接，收到权利人通知当日即删除相关结果。法院认为，平台展示的内容来自公共互联网，现阶段技术无法自动识别其中的侵权信息；结合平台已履行算法备案义务、获悉侵权后及时处理等事实，平台不构成直接侵权或者帮助侵权。二审维持原判[3]。
两案所涉权利不同，一为人格权，一为著作权；责任形态也不同，一为共同侵权，一为帮助侵权。但两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致的：未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一方，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是否存在过错。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两案可以放在同一框架下比较。
二、统一的判断标准：注意义务与参与程度相称
（一）标准的规范来源
这一标准并非两案首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第 3 条要求根据应用场景和自主化程度判断过错，并结合各主体的预见能力与控制能力[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8 条、第 9 条明确，不能仅因网络服务提供者未主动审查就认定其有过错，而应考察服务性质、侵权明显程度，以及其是否主动选择、编辑、推荐相关内容；从特定内容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注意义务还会提高[5]。概言之，参与越深、控制越强、获益越直接、风险越明显，注意义务越高。人工智能技术并未带来另一套归责规则，只是改变了参与和控制的具体形态。
（二）带货案：委托方参与推广且风险明显
带货案中的委托方承担责任，不是因为委托关系本身，而是因为几项事实叠加：其对推广内容具有审核管理权限；视频直接为其店铺导流，销售收益直接归其所有；视频大量使用知名人士肖像和高度仿真的合成声音，授权风险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核查素材来源和授权，即构成过失。这一过失与主播的侵权故意共同造成损害，法院据此认定共同侵权。
同一标准也决定了责任的边界。品牌商如果只是采购流量、对内容没有审核权限，或者主播在约定范围之外独立制作发布，就不能仅凭委托关系推定其对主播的一切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反之，品牌商若在脚本阶段指定使用某名人形象、提供来源不明的素材或者要求制作方克隆声音，其参与程度更深，责任评价也不会停留在一般的审核疏忽。
（三）搜索案：平台未参与内容选择且无从识别
搜索案中的平台不担责，同样取决于具体事实：链接由第三方上传，平台未主动选择、编辑、推荐；侵权内容混杂于海量公共信息之中，现有技术无法自动识别；平台收到通知后当日即作处理。这些事实共同说明，平台对侵权内容的参与和控制有限，既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侵权存在。
这一结论同样有边界。平台如果主动整理侵权资源、对同一链接反复推荐、从特定侵权内容直接获利，或者收到通知后不作处理，结论就可能不同。典型案例还特别指出，使用检索增强生成技术的搜索平台，应当承担与其算法、数据优势程度相匹配的注意义务，并对算法合规负有更重的证明责任[6]。这意味着，生成式搜索对结果的组织和呈现越主动，其注意义务就越接近内容提供者，而非单纯的链接服务者。
三、依此标准应当澄清的三种误读
第一，委托不转移审核义务。品牌商把视频交给主播或者内容机构制作，交出的是制作工作，而不是对自身推广内容的审查责任。人工智能工具的用户协议、素材网站的下载页面或者品牌商提出的制作要求，都不能替代权利人的许可；公开演讲可以观看，也不等于权利人同意将其肖像和声音用于合成与商业推广。
第二，备案和标识不等于合法性确认。搜索案把算法备案作为考量因素之一，但它只是平台履行管理义务的一项证据，不是免责事由本身，更不意味着具体生成结果、搜索排序和推荐内容已经获得合法性确认。同理，《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的标识只说明内容的生成属性[7]，不能替代肖像、声音或者作品授权。
第三，免责条款和通知规则都不能被简单化。合作合同约定由制作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只解决合作方之间最终如何分担损失；依《民法典》第 465 条的合同相对性原理，该约定不能限制权利人向共同侵权人主张责任。对平台而言，收到通知也不是担责的唯一前提： 《民法典》第 1195 条规范平台收到通知后的必要措施，第 1197 条则规定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搜索案中平台的“及时删除”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此前平台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侵权存在。
四、结语：依实际角色确定审核强度
两案共同表明，人工智能营销与搜索服务中的责任划分，不取决于主体的身份名称或者技术的新旧，而取决于其对侵权内容实际参与到何种程度、能够控制到何种程度。对企业而言，合规的重点因此不是对所有技术结果作无差别保证，而是先识别自身在内容链条中的实际角色，再确定相应的审核强度：掌握审核权限并直接获益的品牌商，应当在发布前核对素材来源和授权范围；直接制作内容的主播和机构，应当逐项核查素材能否用于约定的商业用途；搜索平台则应保存搜索来源、排序推荐和通知处置记录。这些记录的意义在于，一旦发生争议，企业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与其角色相称的注意义务。
注释
[1]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2026 年 9月 16 日。
[2] 北京互联网法院：李某与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2024）京 0491 民初 10085 号民事判决，2025 年 7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使用“李某瑾诉某文化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这一匿名案例名称。
[3] 参见前注 1，案例三；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某文化公司诉某网络科技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2025）沪 0104 民初 2432 号民事判决，2025年 7 月 1 日。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法发〔2026〕10 号）第 3 条，2026 年 9 月 7 日发布。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19 号）第 8 条、第 9 条。
[6] 参见前注 1，案例三“典型意义”部分。
[7]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 （国信办通字〔2025〕2 号）第 4 条、第5 条、第 6 条、第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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