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正在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出增加“禁止有罪推定”六个字。(新华网)现行法律已经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国家信访局)为什么还要再加一句？在我看来，这六个字很沉重。纸面上确立了原则，并不意味着办案时已经摆脱了先入为主的判断。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反对“抄家式”查扣的随笔。留言区有人支持，也有人质疑：为什么不说清楚虚拟币的来源？还有人认为，先把财产全部查扣，等查清楚了再解除就行。我觉得，这种轻描淡写的“先扣再说”，恰恰暴露了问题：在这种理解里，人一旦被调查，就被当成罪犯；名下的财产，也跟着成了默认的违法所得。
来源当然要查，依法采取财产措施也不必等到有罪判决之后。可查扣有法定条件和范围，与案件无关的财物不能随意查扣。(南通市人民检察院)不能因为涉及虚拟币，就省去对具体来源、用途和案件关联的审查。我反对的是，在缺乏相应依据的情况下，把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财产全部控制起来，再让当事人证明哪些应当归还。
这种思维也会出现在定罪过程中：先认定人有罪，再围绕这个结论寻找证据，解释不通的地方交给当事人自证清白。公诉案件中证明被告人有罪，是检察机关的责任。律师当然会提交证据、提出解释，这不意味着控方可以把证明责任推给辩方。(最高人民检察院)人的自由和财产，不能仅凭“你肯定有问题”就失去保障。
这些年办案，我在一些趋利执法、超范围查扣和拒绝听取辩护意见的情形中，都感受过这种思维。背后有利益驱动，也有办案惯性和司法惰性，有罪推定又给这些做法提供了自我说服的理由：既然认定他有罪，权力多用一点似乎也无妨；既然已经把他看成罪犯，公众便觉得可以放心地口诛笔伐。人心中的成见像一座大山，改变它，需要触及办案和看待案件的方式。
这次草案还提出，审查批准逮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定期进行。(新华网)我看重这些具体安排，因为禁止有罪推定需要落实到每一次取证、每一项强制措施和每一次意见审查中，不能只留在原则条款里。
要让这六个字成为办案人员自觉遵循的要求，也成为公众理解刑事案件的常识，还有很长的路。在我看来，这是立法对长期实践中问题的一次有力回应。一个人进入刑事程序以后，仍然应当被当作有权利的人，不能提前被当成可以随意处置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