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是加班的一天，花个十来分钟写写流水账，也挺惬意的。我这人，大概真是"没出息"——案子办了这么多，该硬的早就硬了，心却还是容易软，容易"动情"。昨天开那个帮信罪的庭，第二被告人说到违法提讯时的事。他说"帽子"拽着他头发来回晃脑袋，扇他耳光，就为了逼他在那份不属实的笔录上签字。法官听完，挺平静地问了句："那后来的笔录，你怎么又签了呢？"我一股火"噌"地就顶了上来，心里那股憋闷压都压不住。
还用问吗？一个人被那样对待之后，敢不签字吗。那虽然不是我的当事人，但我还是没忍住，接过话头说："审判长，这种行为极度侮辱人格，摧毁的是人的基本尊严，留下的心理威慑是持续的，辩护人不认可其合法性！"说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声音很大，是压着的愤怒，也是替人无处可说的委屈。今天的情绪，又换成了另一种沉重。上午赶去通州，会见那个涉嫌开设赌场的年轻人。他父母每次都来，从家到看守所，五六十公里，雷打不动。
见不到儿子，就站在外面等，想从我这儿最早听到儿子的一点点消息。老爷子心脏刚动过大手术，经不住刺激；老太太腿脚不好，一步一步挪得让人心酸，得靠人搀着。会见时，那孩子掉眼泪，除了给他分析法律问题，我得花更多力气劝他稳住，告诉他父母安好，让他自己千万别垮。出来面对那两位老人，我得把那些残酷的可能性——几年实刑，用最缓和的语气解释，再试着开导两句。他们总是对我说着谢谢，谢谢。
他们和我父母差不多的年纪，如果我要在看守所，可能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吧。我是不是太容易"动情"了？为不是自己当事人的遭遇愤慨，为案件里每一个破碎的家庭揪心。但转念一想，这或许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这行，天天跟人性最阴暗的角落、跟命运最突然的摔打打交道，法条是冰冷的框架，但框架里挣扎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有恐惧，有耻辱，有绝望，也有那么一点点不肯熄灭的盼头。这份"动情"，不是泛滥的同情，而是不让自己麻木的警铃。
它让我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时，声音里多一份血肉的分量。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律师。办案机器能走流程，但只有活生生的人，才可能真正"辩护"——不只是辩护一个案子，也是在辩护那一个个具体的人生里，理应被看见的苦难与尊严。这么一想，这点"动情"，倒成了我最想守住的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