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某中院参加了一场二审开庭。说实话，这是一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开庭机会。二审并不是当然开庭，能开，本身就说明案件里存在一些问题，也确实值得被拿出来说清楚。但庭审结束以后，心里还是有明显的落差。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如果非要挑一个最核心、也是最绕不开的原因，那就是——这是一个明显趋利执法动机启动的案件。趋利执法这种东西，一旦启动，就很难再被纠正。
为了把案件"做实"，办案机关往往会做几件事：人为制造管辖，让案件落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以退缴钱款作为取保的前提条件；在最初阶段做出一整套"看上去很完整"的笔录。这些笔录，很多时候并不完全真实，至少是被夸大、被引导过的。当事人当时最关心的，往往只有一件事：能不能先出来。但这些材料，对后期辩护来说，风险非常大。就像今天开庭的这个案件。前期退缴了 200 多万，公安机关据此办理了取保。
但等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以后，公诉机关看到这些"认罪效果非常好"的笔录，直接形成了一个判断，这个案子，量刑不能低于十年。于是很快就批准了逮捕。趋利执法的手段，形式很多，尤其是涉及网络服务、平台型业务的案件。比如我最近办理的一起 1v1 聊天案件。侦查机关在案卷里，竟然直接承认：他们以用户身份介入，诱导主播实施被认定为违法的行为。说白了，就是钓鱼执法。再回到今天这个案件本身，也存在不少说不过去的地方：报案人报案内容明显不实，被解释为"记忆偏差"，留下的联系电话是空号，微信已经注销。
我另一个案件，甚至出现了报案人长期住在北京，是某公司老板，却偶然专门跑到东北充值、消费、再报案的情况。这些奇怪的立案方式，使案子从出生像一个畸形儿，你如何指望最终能成为一个正常人呢？最可怕的是，这种畸形是人为造成的。当刑事案件开始变成一种手段，真正让我感到不安的，并不是某一个案件的输赢。而是当刑事案件逐渐具备了"敛财属性"之后，我们还能期待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处理？
当然，也确实有一些案件，在律师介入之后，争取到了相对从宽的结果。但必须承认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请专业律师，不是所有律师的专业意见，都会被认真对待。那些没有被纠正的案件，后果当然首先由当事人承担。但从更长远来看，它对司法公信力造成的伤害，可能更深，也更难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