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的天气慢慢热起来了，白天最高温已经接近二十度。对摩托车骑手来说，这样的温度很舒服。骑上车，在路上穿行，风从身边过去，人会短暂地从紧张、琐碎和压力里抽离出来。某种意义上，这种骑行带来的，并不只是速度感，更像是一种有限的自由。但在北京，摩托车的骑行本身就是有边界的。四环以内禁摩，四环以外才能正常骑行。若想进入四环内，就要付出很高的成本，把京B换成京A。几十万元的代价，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更何况，车牌本身也是政策的产物，今天值钱，明天是否还如此，谁也说不好。规矩既然存在，就应当对所有人一体适用。自由从来都不是没有代价的，自由也从来不是绝对的。这两天，我恰恰又想到自己跟了五年多的一个刑事案件。案件进入发回重审后，一拖再拖。二审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二审出庭检察员也明确表示上诉人无罪，但案件回到一审后，迟迟不开庭，检察机关却不断补充材料。问题就在这里：发回重审后，补充侦查到底有没有法定边界？
刑诉法对于期限本来有明确限制，如果规则只在纸面上存在，却不在具体程序中得到遵守，那么规则的意义又在哪里？在重审一审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没有收到过一次正式的中止审理通知。提交的取保申请、法律意见、程序性材料，也大多没有回应。很多时候，程序并不是天然会被尊重的。它是否真正发挥作用，往往取决于有没有人去反复主张、持续追问、不断施压。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自由是相对的，权力也应当是相对的。
规则不能只约束弱势的一方，却对掌握公权力的人失去约束。否则，所谓规则，最终只会变成单方面的工具。值得庆幸的是，辩护人介入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程序权利不是摆设，违法违规行为也不是不能被追问。控告、投诉、申诉、持续发声，这些都不是多余动作，而是争取公平正义的一部分。公平正义很多时候不是等来的，而是争取来的。只希望这样的争取，不必再等下一个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