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二〇一八年写入刑事诉讼法算起，到这次《指导意见》修订，前后不过几年，却已经改变了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办理样态。就我个人的观察，这几年里，辩护人面对这一制度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从迟疑、接纳到逐渐熟悉的过程：起初担心“认了就等于放弃辩护”，后来渐渐明白，认与不认、何时认、如何认，本身就是辩护需要通盘考虑的内容。到了今天，争论的重心已经不在要不要用这一制度，而在于怎样在这一制度内部，为当事人守住应有的程序与实体利益。
我想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劝当事人认、能争取到多大从宽幅度这一类实体层面的问题，而是另一个相对具体、却常被一带而过的侧面：当办案机关在适用这一制度时，某一个本应履行的程序步骤没有走到位，辩护一方可以从中找到怎样的着力点。讨论限于这次修订后的《指导意见》文本，且只就一般情形而言；个案千差万别，下面归纳的节点未必都能对号入座，这一点要先说在前面。
这一制度的内在逻辑，大致是以当事人自愿认罪认罚，换取程序上的从简从快和实体上的从宽处理。程序从简，是当事人让渡了一部分对抗式审理中本可主张的权利；而《指导意见》在简化的同时设下的那些告知、在场、沟通、记录的环节，正是这一让渡的对价与底线。办案机关若是取了认罪认罚带来的便利，却把本应配套的程序步骤省略或者打了折扣，这中间的落差，往往就是辩护一方可以着力的地方。辩护人要把握的，正是从宽与程序保障之间的这一层关系。依我有限的观察，这些可供留意的节点，大体可以归入下面几组。
一、告知与释明：进入这一制度的前提
认罪认罚要能成立，前提是当事人在知情的状态下作出选择，而知情依赖于办案机关履行告知和释明义务。《指导意见》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都规定了相应的告知内容：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应当告知诉讼权利、如实供述可以从宽以及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并听取意见、记录在案（第23条）；审查起诉阶段，告知不仅要进行，而且明确要求采取书面形式，必要时充分释明（第26条）；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同样应当告知并听取意见（第45条）。这几处告知，看似程式，却是认罪认罚自愿性的起点——当事人若从未被明确告知“如实供述可以从宽”，其后的“认”就缺了知情的基础。
由此延伸出的第一个着力点，是核对告知是否真正履行、是否留有记录。第26条特别点明审查起诉阶段的告知“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如果案卷中找不到书面告知的痕迹，或者侦查机关移送的材料里没有按第25条要求写明认罪认罚情况，辩护人就有理由指出这一环节的程序基础并不完整。当然，告知瑕疵在多数情况下可以由办案机关补正，是否足以动摇认罪认罚的认定，还要看瑕疵的性质和所处阶段，不宜一概而论。
第二个、也是更需要留意的着力点，在第24条划下的那条线。该条要求侦查阶段同步开展认罪教育，同时明确：不得强迫认罪，不得以变更强制措施、从宽处罚和其他利益进行诱导，不得作出具体的从宽承诺。实务中，认罪与“能不能取保”“能不能判缓”之间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一旦侦查人员以“认了就给你办取保”“认了就从轻”这一类话语促成认罪，事实上已经越过了“不得作出具体的从宽承诺”的边界，认罪的自愿性也就打了折扣。辩护人发现这类情形，应当及时记录，并在自愿性审查中提出。不过，诱导是否成立，往往要结合讯问录音录像、在场情况等综合判断，仅凭当事人事后的单方陈述，未必能够立得住。
与告知相关的，还有辩护人能否实质介入的时间保障。第16条对会见和阅卷设了明确时限：持合法手续要求会见在押当事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至迟不超过四十八小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提出阅卷的，因故无法及时安排的，也应当在三个工作日以内安排，并认可电子化阅卷。这些时限是辩护人了解案情、判断认罪认罚是否妥当的前提，超出时限而无正当理由的，可以作为程序异议提出。把这一步走扎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辩护介入的防患于未然——在当事人尚未仓促具结之前，先把案件看清楚。
二、在场与见证：具结环节辩护人的位置
如果说告知和释明是进入这一制度的前提，那么具结书的签署，就是认罪认罚在程序上落定的关键一步，《指导意见》在这一环节收得最紧，留给辩护一方的着力点也最为清晰。刑事司法里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大意是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具结环节的在场与见证，某种意义上正是让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看得见”的制度安排。
最值得抓住的，是第31条。该条把“辩护人在场见证”确立为具结的要件，并以“严禁绕开辩护人安排值班律师代为见证具结”一句，排除了以值班律师替代辩护人见证的做法。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辩护人是当事人自行委托、对案件有实质了解的人，值班律师则未必，二者在具结这一步上的作用不能相互替换。如果当事人已经委托了辩护人，而具结书却是在辩护人不在场、由值班律师见证的情况下签署的，这一步骤就不符合第31条。第30条则在更一般的层面要求，签署具结书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第19条进一步明确，即便当事人拒绝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审查起诉阶段签署具结书时，人民检察院仍应当通知值班律师到场。换言之，具结时连最低限度的律师在场都没有做到的，形式要件就存在缺陷。
这一节点的分量，还因为第45条第五项把“值班律师或者辩护人是否在场见证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列为庭审审查、核实的内容之一。这等于在审判阶段为辩护人重新提起这一问题打开了通道：即使具结当时未能在场，到了庭审，辩护人仍可以请求法院核实见证是否合规。在我看来，这是新意见在程序设计上对辩护一方相对有利的一处安排，值得用好。
需要补充的是，这一着力点的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辩护人介入的时点。第31条同时规定，当事人在值班律师见证下签署具结书后又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意见，当事人对量刑建议或者程序适用有异议、经听取意见达成一致的，应当由辩护人在场重新签署。这说明，对于具结在前、委托在后的情形，条文提供的是“重新签署”的机会，而不是直接否定原具结的效力。辩护人在这里要做的，是在充分发表意见、表达异议之后，争取由自己在场重新具结，而不是简单地以“程序违法”一概抹掉当事人此前作出的认罪认罚——这一步要适度、有效地把握，过犹不及。
三、协商与说理：量刑建议形成中的几个环节
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案件里控辩之间为数不多的协商空间，《指导意见》对这一协商设了若干程序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对应着一处可能的着力点。
首先是第37条规定的量刑沟通。该条要求人民检察院在提出量刑建议前，先行听取当事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以及被害方的意见，核实调解和解、赔偿谅解等情况，并告知拟认定的犯罪事实、涉嫌罪名、量刑情节及对应的从轻从重幅度、拟提出的量刑建议及其法律依据，与辩护一方充分沟通。这一条的意义在于，量刑建议不应当是检察机关单方拟定后直接抛出、要求当事人当庭具结的结果。如果量刑建议在没有事前告知和沟通的情况下突然提出，这一协商环节实际上被跳过了，辩护人可以据此要求补足沟通程序。与之配套的是第17条规定的提前告知时间——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的，至少在具结前五日告知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至少提前三日。时间不足，辩护意见就难以实质形成，这一时限同样是可以主张的程序保障。
这里还要提到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第8条特别说明，当事人不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不影响“认罚”的认定。这意味着，认罚与走哪一种程序是两件事，办案机关不能以“不走速裁就不算认罚、就不从宽”相挟。对于事实或者证据尚有争议、需要保留质证和辩论空间的案件，辩护人完全可以建议当事人在认罚的同时，不同意适用速裁程序。
其次是量刑证据的收集。第35条要求公安机关全面收集与量刑有关的证据材料，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发现应当收集而未收集的，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收集、提供，或者退回补充侦查。退赃退赔、赔偿谅解、社会调查评估这一类对当事人有利的量刑材料，如果没有被收集进卷，辩护人可以依据这一条推动补充，而不是被动接受一份只反映从重情节的卷宗。
再次，是量刑建议本身是否站得住。第48条列举了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几种情形，辩护人据此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检察机关调整。其中对辩护最有用的一项，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各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与其地位、作用明显不相适应或者不均衡。对照第12条关于注意首要分子、主犯、从犯之间量刑平衡的要求，如果主犯认罪从轻之后，从犯的量刑建议仍然重于或者接近主犯，从犯的辩护人就可以指出这一失衡，主张进一步从宽。第49条还提供了一个阻击不利调整的支点：人民检察院拟调整量刑建议的，应当重新听取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辩护一方不同意且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检察机关不应调整。
当然，这些环节多数是“应当”性质的程序要求，违反之后的法律后果并不都很明确；量刑建议是否“明显不当”，也带有相当的裁量空间，辩护人提出之后能否被采纳，仍要看法官的判断和同类案件的尺度。在这一组节点上，更需要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真正影响量刑结果的环节着力，对无关紧要的细节不必纠缠，否则既耗费精力，也未必有利于当事人。
四、记录与救济：具结之后的回旋余地
程序走到具结之后，辩护人的着力点从“在场”转向“记录”与“救济”。
第38条要求，人民检察院围绕量刑建议、程序适用等事项听取意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应当同步录音录像并随案归档；到了审判阶段，人民法院需要查阅的，检察机关应当提供。这一条的实务价值，在当事人事后主张当初的认罪认罚并非出于自愿时才会显现：录音录像是检验这一主张最直接的材料。反过来，如果依规定应当录而没有录，自愿性的证明就缺了一环，辩护人可以在庭审中就此提出——第45条恰好把认罪认罚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的核实，列为庭审应当进行的内容，并允许审判人员围绕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就自愿性发问。这意味着，具结之后并非没有重新审视的机会，庭审仍是一道可以借力的关口。
第55条规定的程序转换，值得单独提一句。该条列出了速裁程序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几种情形，其中“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一项，意味着只要辩护人作无罪辩护，案件就不能继续以速裁程序简化审理。这实际上保障了无罪辩护权不会被速裁程序压缩，是辩护人在认罪认罚的整体框架下，仍能保留完整质证和辩论空间的一个明确依据。
不过，越往后走，可供回旋的余地越小，这一点必须向当事人讲清楚。第61条规定，当事人以“违背意愿认罪认罚”为由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庭审程序合法、诉讼权利保障充分、原判决适当的，应当驳回上诉；只有在确实存在以暴力、威胁、引诱等手段使当事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等情形时，才会发回重审。这条规定从反面提醒我们：与其指望到二审再翻自愿性，不如在一审阶段就把程序问题提出来、固定下来——程序上的着力点，多数要在审判阶段用足，到了上诉阶段，一个此前未曾主张、也未留痕迹的瑕疵，是很难重新激活的。而第62条则点出了另一重风险：认罪认罚之后仅以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可能因当事人反悔、致使原本的从宽量刑“明显不当”，引发检察机关抗诉，最终刑期未必减轻，甚至可能加重。这是辩护人在权衡是否上诉时，必须如实向当事人说明的一面。
把这些可以发难的节点逐一数下来，我还想补一点保留。这些程序保障写在纸面上是清楚的，落到个案里却常常打折扣：时限可以“因工作原因”顺延，应当同步进行的录音录像可能因“设备故障”而缺失，未采纳意见时“应当说明理由”的要求，有时也只剩下一句套话。更何况，辩护人就这些瑕疵提出异议之后，真正能够撼动认定的并不多——多数程序瑕疵可以补正，专门针对认罪认罚程序违法的救济渠道也相当有限。再往深一层想，这一制度本就以效率为重要导向，程序保障与办案效率之间始终存在张力，当两者发生冲突时，被压缩的往往是前者。把程序上的着力点用好，需要辩护人既不放过应当坚持的环节，也不把每一处瑕疵都当作翻案的筹码：前者是失职，后者则可能反过来损害当事人通过认罪认罚本可获得的从宽。这中间的分寸，说实话，我自己在办案时也常常拿捏不准。
认罪认罚案件看上去程序从简、空间收窄，实则对辩护人提出了更细的要求。在一个以协商和效率为底色的制度里，辩护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对这些程序细节的体察，和对从宽幅度的一分一寸的争取上；这大概也是刑事辩护走专业化、精品化之路，在认罪认罚这一领域留下的一个具体注脚。以各位同仁的经验和判断，自然会在个案中作出比我更周全的取舍；我在这里对照新意见文本作的，不过是一些粗浅的归纳，难免挂一漏万，还望刑辩同道在办案中补正。这条路并不平坦，愿与诸位一道，把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做得再扎实、再细致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