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最近我正在办理的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来说吧。这个案件在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很现实的判断路径——先看职位。很多关键决定，比如要不要采取强制措施，要不要继续往下推进，似乎在"职位"这一关，就容易已经有了一个预设的答案。刑法评价本来应该落在行为和责任上，而不是标签上。手头这个案子，涉案金额几十个亿。企业规模也大，板块复杂，各种业务线并行存在。这样的公司，在过去很多年里，更多是以合规、持牌、体系完整的形象出现的。
但当它被整体放入非吸的框架里之后，一切看问题的角度，就发生了变化。我的当事人，是集团高管，这一点没有争议。但麻烦也恰恰在这里。他并不分管涉案的资金业务，对具体产品谈不上熟悉，更谈不上决策参与。然而，当风险被集中释放、责任需要被框定的时候，"高管"这两个字，本身就会变得非常醒目。说实话，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我介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最朴素的问题：这个人每天到底在做什么。
他参加哪些会，签哪些字，有没有业务权限，汇报链条在哪里。很多内容很细，甚至有点琐碎，但如果这些不被还原出来，你很难谈得上精准评价责任。我花了不少时间去做这些整理。羁押必要性审查写了几千字，证据材料200页。后来在沟通中，办案人员也很坦率。他承认，职位因素在当时确实产生了影响，也把我的材料向上做了汇报。结果是，取保没有被同意。但我并没有因此就觉得所有努力失去了意义。
因为你能感觉到，在具体承办层面，很多人其实理解你在说什么。他们未必完全认同，但至少愿意去看，愿意去听。只是，制度的运行，有它自己的节奏。个体的理解，并不必然马上转化为结果。我们也都明白，非吸案件往往承载着另外一层功能，那就是稳。有的地方，会把退赔能力看得很重，甚至提出远高于正常收入水平的条件作为取保参考。普通员工也许很快就走完程序，但管理层往往要面对更长的周期，一年、两年，甚至更久。
如果有一天，我的当事人最终得到了从轻的处理，我想我未必会特别兴奋。因为在我心里，始终会有一个更早的问题在那儿：当初的羁押，是不是一定必要。这些在实践中被逐渐固化的"惯常做法"，在不知不觉间，让我们离罪行法定原则，出现了一点点距离。而刑辩存在的意义，也许就是在这种时候，提醒一下这段距离。很多改变不会立刻发生，但只要有人不断把问题提出来，把事实摆出来，制度本身，也是在被推动着向前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