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或负责人被调查，如何应对？

企业负责人三项罪名指控案

围绕企业融资、合同履行与会计资料的复合指控开展辩护，检察机关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

不起诉

建设工程公司负责人涉虚开案

针对挂靠业务中公司负责人的主观明知问题，结合相关证据开展辩护。

撤案

金融公司技术人员涉非法集资案

担任某金融公司技术人员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辩护律师，案件获得缓刑结果。

缓刑

非吸案中，职位一刀切之殇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从高管职位回到实际分工、权限与行为责任。

见路不走：别人都在做，不等于你也能做

别人都在做，为什么不能成为判断自身业务刑事风险的依据。

刑事辩护，很多时候比拼的是战略

多人共同犯罪案件中，如何从全案出发理解程序节点与辩护布局。

直播平台高管案：从掩饰隐瞒到帮信的罪名之辩

围绕资金性质、参与环节、主观认识与个人职责提出辩护意见，记录直播平台高管案的罪名调整经过。

盲盒平台案：从流水与获利审查到量刑辩护

面对亿元流水，审查业务模式、股东身份、获利数额与审计依据，记录当事人最终获短期缓刑的辩护过程。

常态化扫黑除恶背景下职业打假刑民界分与涉恶认定研究——兼议“横向扫店式”假酒索赔案的定性纠偏

【内容摘要】在常态化扫黑除恶背景下，个别基层办案机关将“买到假酒后主张法定倍数赔偿、并临时结伴将当地同类消费场所逐一消费索赔”的行为认定为敲诈勒索罪及恶势力犯罪。本文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职业打假人是否属于消费者；二是职业打假中的过激行为构…

AI是营销帮手，还是造假引擎？——商家AI生成内容营销的法律边界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迅速替代电商领域的实景拍摄与实物测试，“特效代实测”引发的货不对板纠纷随之增多。商家常以“AI生成、仅供参考”的小字声明抗辩，消费者则以受到欺骗为由主张退货退款乃至惩罚性赔偿。本文以“是否虚构核心性能”与“是否显著披露”为两…

同行“信息置换”是否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持续推进的背景下，营销推广类骚扰信息仍然居高不下，其重要来源之一是教培、评估、房产销售等机构之间无偿互换客户名单的“信息置换”。从实证看，此类置换同样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供出去和换回来的信息均应纳入犯罪条数：单次…

民营企业高管离职后收受钱款的刑事责任——基于六类场景的分析

民营企业高管离职后收受钱款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两点：钱款是否为其在职期间职务行为的对价，以及这一对价关系是否在其在职期间已经形成合意。在职期间为请托人谋利并明示或者默示约定离职后收受的，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职期间没有约定、离职后对方…

侵犯商业秘密罪共犯“明知”的推定与反驳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共同犯罪中，不直接经手技术信息的合伙人、出资人、帮助者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其是否明知涉案信息系他人商业秘密且来源非法。《刑法修正案（十一）》删去“应知”后，本罪在规范上纯化为故意犯罪，但裁判实践仍沿用“应予知悉”“应当知晓”…

刑事商业秘密同一性的认定与审查

同一性不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独立要件，而是行为对象与权利客体之间的连接点。现行规范只在民事层面确立了“实质上相同”标准，刑事规范始终没有独立的比对规则，实践中因此出现两种偏差。本文以一则二审判决为切入点，主张同一性审查分为对象同一与内容同一两…

设备卖了，秘密还在吗？商业秘密使用公开的认定与审查

蒋某辉、武某军侵犯商业秘密案中，大山公司主张保护的两项技术信息，相关设备在涉案图纸遭窃取前已经公开销售多年。原审法院依据控方鉴定认定两项技术信息具有非公知性，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二人刑罚；二审法院则认为，控方证据不能排除涉案技术信息已经使用…

刑事案件商业密点的认定与审查

刑事案件中，商业秘密的“密点”是权利人主张保护的具体信息内容，也是整个商业秘密案件刑事程序启动的起点。2011 年，一审法院认定瞿某某利用调试设备的机会掌握了公司的商业秘密，并私自对外出售，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 50 万元。二审维持原判。…

客户名单究竟是不是商业秘密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崛起又加剧了这种竞争。客户资源往往决定一家企业的市场份额与盈利能力，员工离职后将原单位的客户介绍给新单位或者自行交易的情形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的纠纷频繁进入诉讼，部分案件还进入刑事程序。客户名单究…

量化行业可能产生哪些刑事风险

量化行业的刑事风险分布在业务经营的各个环节。向客户提供量化软件和交易服务，法院可能按实际服务内容认定为证券业务而涉及非法经营罪；利用程序实施特定交易，可能涉及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程序接入券商系统的方式，可能引出非法获取数据、非法控制系统及…

职务犯罪监检衔接中的证据转化与提前介入问题

监察体制改革后，监检衔接成为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关键环节。当前理论与实务争议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监察言词证据尤其初步核实阶段言词证据的证据资格与转化方式，二是检察提前介入监察的性质定位与运行边界。就前者，《监察法》第36条第1款赋予监察证据直…

单位罚金刑裁量的混乱现状与实务辩护抓手

单位罚金刑的裁量规范并不缺少，它们分散规定在多个层级、多个地域，对同一问题的结论却截然相反：单位与责任人的两笔罚金，有的省份为总额设上限，有的省份为总额设下限；单位罚金相对自然人的倍率及高低关系，各地规则不一。规范冲突之外，裁量说理长期缺席…

成都人工智能产业规章：企业应关注哪些合规事项？

区分产业扶持、企业义务与上位法责任，围绕适用范围、科技伦理及跨区域经营安排合规检查。

资本市场财务造假刑事追责的主体范围与辩护应对

202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财务造假案件的行政、民事、刑事立体追责格局加速成型。锦州港连续四年财务造假虚增收入86亿余元，金通灵六年系统性造假，法院判令其向投资者赔偿7.75…

偷用公司API密钥行为的罪名认定

员工擅自使用所在单位的API密钥对外提供服务或者供个人使用，罪名认定的争议起点在于密钥指向的计费额度能否评价为《刑法》第264条、第271条意义上的财物。预付费模式下账户存有既存余额，可计量、可扣减、可归属于特定账户，评价为财物未超出可能的…

偷用公司算力行为的罪名认定

员工擅自调用所在单位的服务器运算资源用于个人牟利，司法实践中的定性集中于计算机类犯罪，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基本未获适用。争议起点在于算力能否评价为《刑法》第271条、第264条意义上的财物。算力是计算机系统持续输出的运算服务，无法脱离硬件独立…

涉网新型黑恶势力可能存在于哪些行业

2026年7月启动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列为打击重点。中央表述列举八类，山东等地公安机关征集线索时扩展为十类，两份清单的共…

涉软暴力黑恶犯罪的罪名与辩护要点

中央政法委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明确将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等黑恶犯罪列为打击重点。此类犯罪业态各异，所依赖的手段却具有同质性，即通过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

当商业秘密遇见大模型：上传AI等于放弃秘密性？

当员工将商业秘密上传至云端大模型，或在本地用大模型读取保密数据，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秘密性”的丧失？本文从中国法的秘密性认定标准出发，结合美国Trinidad v. OpenAI等最新判例和欧盟制度回应，区分云端公共平台上传、本地离线读取、本…

催收公司在何种情形下构成“软暴力”恶势力

催收公司涉刑案件中，办案机关常将公司管理层与一线业务员整体作恶势力乃至恶势力犯罪集团处理，量刑随之整体抬升。构成“软暴力”恶势力须同时满足手段与组织两个层面的条件：手段层面要求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行为足以形成心理强制，组织层面要求经…

上市公司被调查，哪些人员的责任需要分别判断？

结合资本市场监管部署，区分实控人、高管、中介机构、财务及业务人员的职责与参与程度，讨论内幕信息与证据留存。

网络数据风险评估：适用范围、报告义务与刑事风险

围绕重要数据识别、年度评估、报告报送、整改记录和委托评估权限，梳理企业应建立的工作流程。

面对趋利性执法疑点，企业可以准备哪些监督材料？

结合检察规划中的涉企监督部署，梳理管辖、人身强制措施和查扣冻中的问题与材料准备。

中国人工智能法律合规与风险防范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中国受到多层规范的约束。以《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础法律，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为专项规制，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等国家标准为技术标尺，监管体系已具雏形。2…

非法期货配资案件的辩护要点

杭州萧山曾某等人以商务咨询公司为外壳，借助分仓软件搭建非法期货交易平台，向客户提供高比例配资并收取高额手续费，被公安机关以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本案集中呈现了场外期货配资案件在实体认定、证据审查、程序应对与财产处置四个方面的典型争点。实盘与虚…

企业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如何提出实质审查？

区分证据保全与追赃目的，围绕财物关联性、查控范围、经营影响和案结后的返还提出审查思路。

结构化融资虚假陈述的刑民交叉问题

债券市场打破保底兑付后，结构化融资作为一种隐蔽的违规发债手段，引发了大量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纠纷，同时潜藏着欺诈发行、操纵市场等刑事法律风险。民事诉讼中，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常以投资者参与结构化融资为由，主张推翻交易因果关系的推定；刑事追诉中，…

大数据侦查模式下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主观故意推定泛化与因果重构

随着公安机关全面推行"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侦查逻辑正经历从"口供依赖"向"数据穿透"的变革。海量交易数据的算法比对在提升打击效能的同时，也引发了主观故意算法推定泛化与交易因果关系量化粗放的司法认定难题…

异地办案的管辖怎样审查：从法院退案报道谈起

区分合法异地办案与趋利性执法疑点，讨论管辖审查、羁押必要性与涉案财产处置之间的衔接。

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网络犯罪的演进特征与企业合规体系构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企业的业务边界不断拓展，商业模式日趋复杂。技术带来的机遇和风险始终并存。网络黑灰产业逐渐摆脱了早期的粗放形态，演变为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利益…

投资回报型受贿案辩护路径——基于2026年出庭公诉评议案例的分析

隐性受贿案件的难点，通常不在于有没有一笔钱，而在于这笔钱披着什么外衣、经过什么路径、对应什么职务行为。以投资分红名义出现的案件尤其如此，资金外观之下是否存在权钱交易的实质，才是审查的核心。

机器人产业知识产权刑民交叉的边界厘定与出罪路径

2025年与2026年被业界广泛视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商业化元年[1]。随着人工智能与物理实体的深度融合，机器人产业的市场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然而，伴随产业繁荣而来的是日益激烈的知识产权纠纷。与传统制造业不同，现代机器人产品是机械结构、控制算法…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司法认定与企业合规路径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在近年司法实践中呈现组织化、规模化趋势。部分市场主体打着维权的旗号，行牟利或不正当竞争之实，不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亦扰乱司法秩序。2026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五件"检察机关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1]，涵盖实用…

AI大模型训练数据的著作权侵权认定与刑民边界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近年来高速发展，大模型训练所需的海量数据获取行为引发了持续而广泛的著作权争议。从纽约时报公司诉OpenAI案，到国内四位插画师诉Trik AI案、爱奇艺诉MiniMax案，技术演进与既有著作权保护体系之间的张力日趋凸显。

从行政处罚到刑事追责：跨境证券业务非法经营罪的适用限度与出罪路径

2026年5月，中国证监会对老虎证券（Tiger Brokers NZ）、富途证券国际（香港）以及长桥证券（香港）等境内外相关主体作出巨额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三家机构合计被罚没逾22亿元人民币 [1]。处罚事由直指其未经核准，在境内非法开展证…

虚假申报型操纵证券市场案件的证明边界与辩护

在操纵证券市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家属最常提出的疑问通常并不复杂：“股票交易本来就可以挂单、撤单，为什么撤单会构成犯罪？”“配资炒股虽然风险高，但为什么会和操纵市场联系在一起？”“人在境外卖出股票，为什么还会受到境内司法机关追究？”这些问题看…

从射幸、投机到兑付：盲盒商业模式涉赌的阶梯式认定与辩护空间

自2019年被称为“盲盒元年”以来，盲盒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据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盲盒行业市场规模从22.6亿元飙升至149.9亿元，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然而，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张，盲盒的商业模式也在发…

以虚拟货币为媒介非法外汇交易的侦查进路与辩护边界——基于福建涵江13.3亿非法换汇案的展开

近年来，随着外汇监管政策的收紧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以虚拟货币（如USDT）为媒介的"对敲型"非法外汇交易呈现高发态势。福建涵江警方破获的13.3亿非法换汇大案，集中展现了当前司法机关打击此类犯罪的新型侦查路径：同步介入、资金穿透分析与声纹鉴…

“案发时”的规范确定与数额辩护——以《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中股票、股权预期收益型受贿为中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二款，对以股票、股权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的受贿数额认定作出专门规定。相关理解与适用文章进一步明确：该款中的“案发时”，是指办案机关对行为人立案调查…

推广虚拟货币交易所的KOL，离"共同犯罪"有多远？——以聚币JuCoin暴雷案182人名单背后的刑事风险为视角

随着虚拟货币市场的野蛮生长，交易所暴雷跑路事件频发。在2026年5月聚币交易所（JuCoin）暴雷案中，16亿美元市值瞬间蒸发，11万投资者血本无归。事件发生后，一份包含182名KOL（关键意见领袖）的推广名单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KOL作…

存算跨境分离下数据出境合规与刑事风险防控

在"数据库留在境内、计算节点或运维人员在境外"的架构中，企业最容易误判的不是技术，而是以为数据没有搬家，就没有出境。现行规则更看重"境外能不能看见、拿走、复制、复原或者继续使用境内数据"，而不是只看物理服务器摆在哪里。对企业家而言，数据出境…

AI中转站"反向代理"模式的刑法定性与出罪路径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国内开发者对境外大模型API接口的需求激增，催生了以"反向代理+账号池"为核心模式的AI中转站黑灰产业链。2026年5月，上海发生首起AI中转站站长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的案件，引发了实务界对该商业模式刑…

浏阳烟花厂爆炸致26人死亡：重大事故之后，企业负责人会面临什么刑事后果

一家烟花企业，原本处在正常生产季。车间里有工人，有半成品，有原材料，有仓库，也有日常安全管理记录。5月4日下午，一声爆炸之后，企业不再只是一个生产经营主体，而迅速变成事故调查、刑事追责、行政问责、善后赔偿和行业整顿的中心。

AI时代知识产权刑事风险的司法治理与辩护应对

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集中发布年度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及配套规范性文件，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人工智能（AI）时代迈入体系化建构的新阶段。本文立足于双白皮书及相关典型案例，系统梳理了未来AI可能涉及的刑事犯罪类型，…

事前合规的价值——从一起刑事案件看合规在“远洋捕捞”背景下的真正意义

二〇二四年初的某个晚上,将近十点,笔者刚把手头一份文书发出去,正准备洗漱。手机响了,是A公司的人。电话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只说了一句，“徐律师,人被控制了。”